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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司股權有關的案例裁判規則集錦_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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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司股權有關的案例裁判規則集錦

發布時間:2019-10-12 點擊次數: 次 來源:互聯網整理,僅供參考
1.對股東會決議轉讓公司主要財產投反對票的股東有權請求公司以合理價格回購其股權。非因自身過錯未能參加股東會的股東,雖未對股東會決議投反對票,但對公司轉讓主要財產明確提出反對意見的,其請求公司以公平價格收購其股權,法院應予支持。
 
——袁朝暉與長江置業(湖南)發展有限公司請求公司收購股份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6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長江置業公司對案涉二期資產進行了銷售,該資產轉讓從定價到轉讓,均未取得股東袁朝暉的同意,也未通知其參加股東會。根據公司法規定,對股東會決議轉讓公司主要財產投反對票的股東有權請求公司以合理價格回購其股權。本案從形式上看,袁朝暉未參加股東會,未通過投反對票的方式表達對股東會決議的異議。
 
本案中袁朝暉未被通知參加股東會,無從了解股東會決議,并針對股東會決議投反對票,況且,袁朝暉在2010年8月19日申請召開臨時股東會時,明確表示反對二期資產轉讓,要求立即停止轉讓上述資產,長江置業公司駁回了袁朝暉的申請,并繼續對二期資產進行轉讓,已經侵犯了袁朝暉的股東權益。因此,袁朝暉有權請求長江置業公司以公平價格收購其股權。
 
2.未經公司有效的股東會決議通過,他人虛假向公司增資以“稀釋”公司原有股東股份,該行為損害原有股東的合法權益,即使該出資行為已被工商行政機關備案登記,仍應認定為無效,公司原有股東股權比例應保持不變。
 
——黃偉忠訴陳強慶等股東資格確認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5年第5期)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宏冠公司系黃偉忠與陳強慶、陳琳、張洋、顧惠平、王秀英共同出資設立,設立時黃偉忠依法持有宏冠公司20%股權。在黃偉忠沒有對其股權作出處分的前提下,除非宏冠公司進行了合法的增資,否則黃偉忠的持股比例不應當降低。宏冠公司的章程明確約定公司增資應由股東會作出決議。
 
現經過筆跡鑒定,宏冠公司和新寶公司的股東會決議上均非黃偉忠本人簽名,不能依據書面的股東會決議來認定黃偉忠知道增資的情況。出資買地與公司增資之間不具有必然的關聯性。因此,在沒有證據證明黃偉忠明知且在股東會上簽名同意宏冠公司增資至1500萬元的情況下,對宏冠公司設立時的股東內部而言,該增資行為無效,且對于黃偉忠沒有法律約束力,不應以工商變更登記后的1500萬元注冊資本金額來降低黃偉忠在宏冠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舊應當依照20%的股權比例在股東內部進行股權分配。
 
3.股權轉讓合同中,即使雙方約定轉讓的股權系合同外的第三人所有,但只要雙方的約定只是使一方負有向對方轉讓股權的義務,而沒有實際導致股權所有人的權利發生變化,就不能以出讓人對股權無處分權為由認定股權轉讓合同系無權處分合同進而無效。
 
——廣東達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與廣東中岱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廣東中岱電訊產業有限公司、廣州市中珊實業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合作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2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達寶公司與中岱電訊公司、中珊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書》約定三方共同對目標地塊進行房地產開發,中岱電訊公司將其持有的中珊公司100%股權中的10%股權轉讓給達寶公司。雖然在該協議簽訂時中珊公司的股東是夏乘風、蘇雄,中岱電訊公司不持有中珊公司的股權,但該協議只是使得中岱電訊公司負有向達寶公司轉讓股權的義務,而沒有使得達寶公司實際獲得股權從而導致中珊公司股權發生變化,該協議也沒有為中珊公司的股東夏乘風、蘇雄設定義務,沒有侵害夏乘風、蘇雄對中珊公司享有的股權,故《合作協議書》不因中岱電訊公司不是中珊公司股東這一事實而無效。
 
4.各股東的實際出資數額和持有股權比例應屬于公司股東意思自治的范疇。有限責任公司的全體股東內部約定不按實際出資比例持有股權,這樣的約定并不影響公司資本對公司債權擔保等對外基本功能實現。如該約定是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未損害他人的利益,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應屬有效,股東按照約定持有的股權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
 
——深圳市啟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鄭州國華投資有限公司、開封市豫信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珠??泼澜逃顿Y有限公司股權確認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2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股東認繳的注冊資本是構成公司資本的基礎,但公司的有效經營有時還需要其他條件或資源,因此,在注冊資本符合法定要求的情況下,我國法律并未禁止股東內部對各自的實際出資數額和占有股權比例做出約定,這樣的約定并不影響公司資本對公司債權擔保等對外基本功能實現,并非規避法律的行為,應屬于公司股東意思自治的范疇。
 
《10.26協議》約定科美投資公司1000萬元的注冊資本全部由國華公司負責投入,而該協議和科美投資公司的章程均約定股權按照啟迪公司55%、國華公司35%、豫信公司15%的比例持有?!?0.26協議》第十四條約定,國華公司7000萬元資金收回完畢之前,公司利潤按照啟迪公司16%,國華公司80%,豫信公司4%分配,國華公司7000萬元資金收回完畢之后,公司利潤按照啟迪公司55%,國華公司30%,豫信公司15%分配。根據上述內容,啟迪公司、國華公司、豫信公司約定對科美投資公司的全部注冊資本由國華公司投入,而各股東分別占有科美投資公司約定份額的股權,對公司盈利分配也做出特別約定。這是各方對各自掌握的經營資源、投入成本及預期收入進行綜合判斷的結果,是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未損害他人的利益,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屬有效約定,當事人應按照約定履行。
 
5.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從權利性質上來看,股東對于新增資本的優先認繳權應屬形成權?,F行法律并未明確規定該項權利的行使期限,但從維護交易安全和穩定經濟秩序的角度出發,結合商事行為的規則和特點,人民法院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應限定該項權利行使的合理期間,對于超出合理期間行使優先認繳權的主張不予支持。
 
——綿陽市紅日實業有限公司、蔣洋訴綿陽高新區科創實業有限公司股東會決議效力及公司增資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2003年12月16日科創公司作出的股東會決議,在其股東紅日公司、蔣洋明確表示反對的情況下,未給予紅日公司和蔣洋優先認繳出資的選擇權,逕行以股權多數決的方式通過了由股東以外的第三人陳木高出資800萬元認購科創公司全部新增股份615.38萬股的決議內容,侵犯了紅日公司和蔣洋按照各自的出資比例優先認繳新增資本的權利,違反了法律規定??苿摴?003年12月16日股東會議通過的由陳木高出資800萬元認購科創公司新增615.38萬股股份的決議內容中,涉及新增股份中14.22%和5.81%的部分因分別侵犯了蔣洋和紅日公司的優先認繳權而歸于無效,涉及新增股份中79.97%的部分因其他股東以同意或棄權的方式放棄行使優先認繳權而發生法律效力。
 
雖然科創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東會決議因侵犯了紅日公司和蔣洋按照各自的出資比例優先認繳新增資本的權利而部分無效,但紅日公司和蔣洋是否能夠行使上述新增資本的優先認繳權還需要考慮其是否恰當地主張了權利。股東優先認繳公司新增資本的權利屬形成權,雖然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該項權利的行使期限,但為維護交易安全和穩定經濟秩序,該權利應當在一定合理期間內行使,并且由于這一權利的行使屬于典型的商事行為,對于合理期間的認定應當比通常的民事行為更加嚴格。
 
本案紅日公司和蔣洋在科創公司2003年12月16日召開股東會時已經知道其優先認繳權受到侵害,且作出了要求行使優先認繳權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及時采取訴訟等方式積極主張權利。在此后科創公司召開股東會、決議通過陳木高將部分股權贈與固生公司提案時,紅日公司和蔣洋參加了會議,且未表示反對。紅日公司和蔣洋在股權變動近兩年后又提起訴訟,爭議的股權價值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此時允許其行使優先認繳出資的權利將導致已趨穩定的法律關系遭到破壞,并極易產生顯失公平的后果,故紅日公司和蔣洋主張優先認繳權的合理期間已過。
 
6.有限責任公司的實際出資人與名義出資人訂立合同,約定由實際出資人出資并享有投資權益,以名義出資人為名義股東,該合同如無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情形,應當認定為有效。實際出資人有權依約主張確認投資權益歸屬。
 
——張建中訴楊照春股權確認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5期)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認為:張建中、楊照春之間的合作出資協議、補充協議和楊照春出具的確認書、承諾書,系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無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情形,因此,雙方的合作出資協議、補充協議等合法有效。根據雙方的約定,楊照春代為張建中持有綠洲公司股權的期限至2009年2月底,現已逾代為持有的期限,張建中有權依約主張自己的權利,故應確認爭議股權為張建中所有。
 
爭議股權雖應為張建中所有,但張建中并不當然成為綠洲公司的股東,楊照春在代為持股期限屆滿后,為張建中辦理相應的股權變更登記手續,形同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按照公司法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應當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被告為原告辦理相應的股權變更登記手續,應當由綠洲公司其他股東過半數表示同意。
 
7.人民法院在審理實際出資人與名義出資人之間的股權轉讓糾紛中,以在所涉公司辦公場所張貼通知并向其他股東郵寄通知的方式,要求其他股東提供書面回復意見,公司其他股東過半數表示同意股權轉讓的,應當認定該股權轉讓符合公司法的規定,名義出資人應依約為實際出資人辦理相應的股權變更登記手續。
 
——張建中訴楊照春股權確認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5期)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認為:法院在綠洲公司張貼通知,并向綠洲公司部分股東發出通知,說明根據公司法有關規定,如綠洲公司股東對張建中、楊照春之間的股權變更登記有異議,應按規定收購爭議的股權,并于2009年12月31日前回復。嗣后,馬衛忠等八位股東(過半數)同意股權變更登記。因此,張建中、楊照春之間股權變更登記的條件已經成就,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相應股權變更登記手續的訴訟請求,符合事實與法律依據,應予支持。
 
8.股東知情權是指股東享有了解和掌握公司經營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權利,是股東依法行使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的重要基礎。賬簿查閱權是股東知情權的重要內容。
 
——李淑君、吳湘、孫杰、王國興訴江蘇佳德置業發展有限公司股東知情權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8期)
 
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股東知情權是指法律賦予股東通過查閱公司的財務會計報告、會計賬簿等有關公司經營、管理、決策的相關資料,實現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和監督公司高管人員活動的權利。股東知情權分為查閱權、檢查人選任請求權和質詢權。
 
股東提起賬簿查閱權訴訟的前置條件是股東向公司提出了查閱的書面請求且公司拒絕提供查閱。這一前置條件設定的目的在于既保障股東在其查閱權受侵犯時有相應的救濟途徑,也防止股東濫用訴權,維護公司正常的經營。本案中,四上訴人于2009年4月8日向佳德公司提出要求查閱或復制公司的所有資料(含公司會計賬簿、原始憑證、契約、通信、傳票、通知等)以了解公司實際財務狀況的書面請求,雖然4月14日四上訴人至一審法院起訴時佳德公司尚未作出書面回復,但佳德公司在4月20日的復函中并未對四上訴人的申請事項予以準許,且在庭審答辯中亦明確表明拒絕四上訴人查閱、復制申請書及訴狀中所列明的各項資料。至此,四上訴人有理由認為其查閱權受到侵犯進而尋求相應的法律救濟途徑,此時不宜再以四上訴人起訴時十五天答復期未滿而裁定駁回其起訴,而應對本案做出實體處理,以免增加當事人不必要的訟累。
 
由于股東的知情權涉及到股東和公司之間的利益沖突,在保護股東利益的同時也應適當照顧公司的利益,使雙方利益衡平,故知情權的行使應當符合一定的條件并受有一定的限制。本案中,四上訴人向被上訴人佳德公司提出書面請求說明其行使知情權的目的是了解公司實際經營現狀,顯屬其作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應享有的知情權。佳德公司以四上訴人具有不正當目的為由拒絕其查閱,則應對四上訴人是否具有不正當目的并可能損害其合法利益承擔舉證責任。
 
股東知情權是股東享有對公司經營管理等重要情況或信息真實了解和掌握的權利,是股東依法行使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的基礎性權利。從立法價值取向上看,其關鍵在于保護中小股東合法權益。賬簿查閱權是股東知情權的重要內容。股東對公司經營狀況的知悉,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通過查閱公司賬簿了解公司財務狀況。公司的具體經營活動只有通過查閱原始憑證才能知曉,不查閱原始憑證,中小股東可能無法準確了解公司真正的經營狀況。根據會計準則,相關契約等有關資料也是編制記賬憑證的依據,應當作為原始憑證的附件入賬備查。據此,四上訴人查閱權行使的范圍應當包括會計賬簿(含總賬、明細賬、日記賬和其他輔助性賬簿)和會計憑證(含記賬憑證、相關原始憑證及作為原始憑證附件入賬備查的有關資料)。
 
9.公司股權轉讓應辦理變更登記手續,以取得對外的公示效力,否則不得對抗第三人。作為上市公司,其股東持有股權和變動的情況必須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記為據。
 
——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訴上海國宏置業有限公司財產權屬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0年第3期)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申銀萬國與國宏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后已在中登公司辦理了股權轉讓的變更登記手續,故系爭股權已移轉于受讓人國宏公司名下,即股權變動已發生法律效力。根據我國《公司法》和《證券法》的相關規定,公司股權轉讓應辦理變更登記手續,以取得對外的公示效力,否則不得對抗第三人。該規定遵循的是商法的外觀主義原則,立法目的在于維護商事交易安全。該種對抗性登記所具有的公示力對第三人而言,第三人有權信賴登記事項的真實性。同時,根據《證券法》公開、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則以及上市公司信息公開的有關規定,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關系到社會公眾對上市公司的信賴以及證券市場的交易安全和秩序。因此,上海九百作為上市公司,其股東持有股權和變動的情況必須以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記為據。
 
10.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采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等方式進行。企業未按照上述規定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而是進行場外交易的,其交易行為違反公開、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則,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應依法認定其交易行為無效。
 
——巴菲特投資有限公司訴上海自來水投資建設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0年第4期)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認為:上海水務公司雖然取得自來水公司的授權,可以代理自來水公司轉讓訟爭股權,但在實施轉讓行為時,應當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所規定的程序和方式進行。訟爭股權的性質為國有法人股,其無疑是屬于企業國有資產的范疇。對于企業國有資產的轉讓程序和方式,國務院、省級地方政府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均有相應的規定。
 
本案中,上海水務公司在接受自來水公司委托轉讓訟爭股權時,未依照國家的上述規定處置,擅自委托第三人金槌拍賣公司拍賣,并在拍賣后與原告巴菲特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其行為不具合法性。上海水務公司認為訟爭股權屬于金融類企業的國有產權,該類國有產權的轉讓不適用《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其觀點顯然與法相悖。自來水公司認為上海水務公司違法實施訟爭股權的拍賣,并依拍賣結果與巴菲特公司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的觀點成立。 
 
11.夫妻雙方共同出資設立公司的,應當以各自所有的財產作為注冊資本,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夫妻雙方登記注冊公司時應當提交財產分割證明。未進行財產分割的,應當認定為夫妻雙方以共同共有財產出資設立公司,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夫或妻名下的公司股份屬于夫妻雙方共同共有的財產,作為共同共有人,夫妻雙方對該項財產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彭麗靜與梁喜平、王保山、河北金海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權轉讓侵權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9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的上訴人彭麗靜與被上訴人梁喜平系夫妻關系,金海岸公司是其夫妻二人共同開辦的,丈夫梁喜平占80%的股份,妻子彭麗靜占20%的股份。夫妻二人共同出資設立公司,應當以各自所有的財產作為注冊資本,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夫妻二人登記注冊公司時應當提交財產分割證明。但是,本案當事人夫妻二人在設立公司時并未進行財產分割,應當認定是以夫妻共同共有財產出資設立公司。彭麗靜和梁喜平用夫妻共同共有財產出資成立公司,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丈夫或者妻子的公司股份是雙方共同共有的財產,夫妻作為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夫妻雙方共同共有公司股權的,夫或妻一方與他人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問題,應當根據案件事實,結合另一方對股權轉讓是否明知、受讓人是否為善意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如果能夠認定另一方明知股權轉讓,且受讓人是基于善意,則股權轉讓協議對于另一方具有約束力。
 
12.未經依法召開股東會議并作出會議決議,而是由實際控制公司的股東虛構公司股東會議及其會議決議的,即使該股東實際享有公司絕大多數的股份及相應的表決權,其個從決策亦不能代替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在此情況下,其他股東申請確認虛構的股東會議及其決議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
 
——張艷娟訴江蘇萬華工貿發展有限公司、萬華、吳亮亮、毛建偉股東權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年第9期)
 
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認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議,應當由符合法律規定的召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召集全體股東出席,并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主持人主持會議。股東會議需要對相關事項作出決議時,應由股東依照法律、公司章程規定的議事方式、表決程序進行議決,達到法律、公司章程規定的表決權比例時方可形成股東會決議。有限責任公司通過股東會對變更公司章程內容、決定股權轉讓等事項作出決議,其實質是公司股東通過參加股東會議行使股東權利、決定變更其自身與公司的民事法律關系的過程,因此公司股東實際參與股東會議并作出真實意思表示,是股東會議及其決議有效的必要條件。
 
本案中,雖然萬華享有萬華工貿公司的絕對多數的表決權,但并不意味著萬華個人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作出的個人決策過程就等同于召開了公司股東會議,也不意味著萬華個人的意志即可代替股東會決議的效力。根據本案事實,不能認定2004年4月6日萬華工貿公司實際召開了股東會,更不能認定就該次會議形成了真實有效的股東會決議。萬華工貿公司據以決定辦理公司變更登記、股權轉讓等事項的所謂“股東會決議”,是當時該公司的控制人萬華所虛構,實際上并不存在,因而當然不能產生法律效力。
 
13.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在公司成立后三年內,與他人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待公司成立三年后為受讓方辦理股權過戶手續,并在協議中約定將股權委托受讓方行使的,該股權轉讓合同不違反公司法的規定。協議雙方在公司法所規定的發起人股份禁售期內,將股權委托給未來的股權受讓方行使,也并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且在雙方正式辦理股權登記過戶前,上述行為并不能免除轉讓股份的發起人的法律責任,也不能免除其股東責任。因此,上述股權轉讓合同應認定為合法有效。
 
——張桂平訴王華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年第5期)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公司法所禁止的發起人轉讓股份的行為,是指發起人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內實際轉讓股份。法律并不禁止發起人為公司成立三年后轉讓股份而預先簽訂合同。只要不實際交付股份,就不會引起股東身份和股權關系的變更,即擬轉讓股份的發起人仍然是公司的股東,其作為發起人的法律責任并不會因簽訂轉讓股份的協議而免除。因此,發起人與他人訂立合同約定在公司成立三年之后轉讓股權的,并不違反公司法禁止性規定,應認定為合法有效。
 
本案中,根據雙方當事人所簽訂的《股份轉讓協議》可以確定雙方對公司發起人轉讓股份的限制有著清醒的認識,故雙方雖然在公司成立后三年內簽訂股份轉讓協議,但明確約定股份在“過渡期”屆滿即浦東公司成立三年之后再實際轉讓。同時,雙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和《過渡期經營管理協議》后,本案王華即簽署了向浦東公司董事會提出辭去該公司董事職務的申請,不再擔任公司董事。雙方當事人的上述約定顯然并不違反公司法的規定,亦不違反《浦東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應認定為合法有效的合同。
 
王華所持有的是記名股票,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判斷記名股票轉讓與否應當以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的記載為依據。本案中,根據浦東公司股東名冊及該公司工商登記的記載,王華仍是浦東公司的股東和發起人,涉案標的股份至今仍屬于王華所有。
 
張桂平和王華所簽訂的《過渡期經營管理協議》和《授權委托書》,王華在過渡期內作為股東的全部權利和義務都授權張桂平行使。該《過渡期經營管理協議》的性質屬于股份或股權的托管協議,雙方形成事實上的股份托管關系,即法律上和名義上的股東仍是王華,而實際上王華作為浦東公司股東的權利和義務由張桂平享有、承擔。由于我國公司法對公司股份的托管行為和托管關系并無禁止性規定,因此,本案當事人所簽訂的《過渡期經營管理協議》合法有效。盡管雙方在協議中約定過渡期內王華作為浦東公司股東的一切義務和責任由張桂平承擔,但這種約定只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內部有效,而對第三人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正因為該《過渡期經營管理協議》并不能免除王華作為發起人、股東的責任,故王華與張桂平簽訂《過渡期經營管理協議》和《授權委托書》的行為應確認為合法有效。
 
上述《股份轉讓協議》和《過渡期經營管理協議》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情形。如上所述,雙方訂立合同的根本目的是公司成立三年后轉讓股份,過渡期內由張桂平代行本案王華的股權,這一目的并不違法。上述協議形式、內容均合法有效。
 
14.因雙方當事人的過錯,導致股權轉讓協議終止履行,一方當事人因準備協議履行及實際履行中產生的損失,應由雙方共同承擔民事責任。
 
——北京新奧特公司訴華融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5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華融公司和新奧特集團在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時,均知悉公司法規定的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也知悉電子公司不放棄優先權的態度。由于法律對股東行使優先權的方式、期限等沒有明確規定,華融公司采取通知函的形式,限期電子公司行使優先權,逾期視為放棄。新奧特集團完全認同華融公司已經以此方式排除了電子公司行使優先權的權利。雙方在認為電子公司已喪失優先權的情況下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此后的仲裁裁決沒有支持華融公司與新奧特集團在優先權問題上的判斷,而裁決電子公司有權行使優先權。電子公司實際行使優先權的行為,最終導致本案股權轉讓協議終止履行。
 
由于華融公司與新奧特集團在簽約時,應當預見該合同可能因電子公司行使優先權而終止,但沒有預見,造成合同終止履行,對此雙方均有過錯。新奧特集團因準備合同履行及實際履行中產生的損失應由華融公司、新奧特集團各自承擔50%。
 
15.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股權變更必須報經有關主管部門審批,并應根據主管部門審批的結果確定股東的身份。當事人認為股權變更不當并要求變更審批結果的,應通過行政訴訟解決。
 
——香港綠谷投資公司訴加拿大綠谷(國際)投資公司等股權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4年第7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股權變更,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審批構成實質性要件,而非程序上或形式上的要求,未經審批的變更行為當然歸于無效。本案中,加拿大綠谷公司在上海綠谷公司55%股權已經有關主管部門審批,并辦理了相應的登記手續,符合法律規定的有效要件?,F香港綠谷公司主張上海綠谷公司55%股權應歸其所有,認為當時將香港綠谷公司在上海綠谷公司55%股權變更為加拿大綠谷公司所有不當。雖然香港綠谷公司系以加拿大綠谷公司為被告,以股權糾紛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訴訟,但究其實質,是要否定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政府的批復、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記、上海市政府頒發的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等行為,即否定有關行政部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
 
通常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判決結果直接或間接地使有關行政行為作出變更,但這些行政行為應理解為只是程序性的或形式性的行為,如備案、登記等行為,而對于實質性的行政行為,如本案所涉的審批行為,則是我國法律賦予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特有的權力,不能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和作出民事判決予以變更。即使審批不當,也只能通過行政復議程序或者行政訴訟程序予以糾正。因此,本案香港綠谷公司請求確認其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的股權的主張只能通過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途徑加以解決,而不能通過本案的民事訴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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